柳宗元论“文”，虽然强调“明道”，强调在思想内容上深造自得，强调“辅时及 物”的社会政治作用，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忽视文章的文采形式。相反地，他曾指出： “辅时及物之道，不可陈于今，则宜垂于后。言而不文则泥，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？ ” 〈卷三一《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》）又说：“阙其文采，^君子不由也。”（卷二一《杨评 亊文集后序》〉认为要更好地发挥文章“辅时及物”的社会政治作甩，文采是不可缺少 的，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。因此，他才一反他的先驱者们否定屈原的形而上学的偏见， 曾经写道：“先生之貌不可得兮，犹仿佛其文章，托遗编而叹喟兮，涣余涕之盈眶。” (卷一九《吊屈原文》）对屈原的品格，衷心景仰；并成功地学习、吸取了屈原的艺术经 验，写出了一系列在思想与艺术上都有较高成就的騷、陚一类作品。同时，他还一再叮嘱 别人，要很好地学习屈陚，以提高自己古文的写作水平。他只是反对那种内容贫乏而徒 重形式的倾向。至于其更甚者，“务富文采，不顾事实，而益之以诬，张之以阔诞，以 炳然诱后生，而终之以僻”，即形式华美而内容有害，他认为这样的作品，“犹闹文锦 覆陷阱也，不明而出之，则颠者众矣”〈卷三一《答吴武陵论非国浯书》〉，其为害尤为严 重，愈应加以反对和揭露。因而他说：“则知文者可不慎耶？ ”代别集》下《非国语》 后序）提出了 “慎文采”的主张，要求严肃慎重地对待文采，正确地运用艺术形式，使 之更好地为作品进步的政治内容服务。反对为艺术而艺术，更反对利用它来宣传落后、 错误的思想。他对文章艺术性的这一意见，也是很有价值的。
但在有关艺术性的问题上，更值得我们事视的是他的“文有二道”的见解，即对文 学作品特征的认识。他在《杨评事文集后序》#中说：文之爪，辞令褒贬、尊扬讽谕而已。……文有二道：辞令褒贬，本乎著述者也I尊扬讽 谕，本乎比兴者也，著述者流，盖出于《书》之谟训’《易》之象系，《春秋》之笔削，其 要在于高壮广厚，词正而理备，谓宜藏于简册也I比兴者流，盖出于琪夏之咏耿，殷周之风 稚，其要在于丽则淸越，言畅而意美，谓宜流于淫涌也。兹二者，考其旨义，乖离不合，故 秉笔之士，恒偏胜独得，而罕有兼者焉。
他认为，文章必须具有或“辞令褒贬”、或“导扬讽谕”的作用，即一定的社会政 治作用，但由于“辞令褒贬”和“导扬讽谕”这二者，其作用的途径、方式不同，因而 它表现在形式上的基本特征，也是迥乎有异的。“本乎著述”的政治、哲学、史学等论 著，是“辞令褒贬”，通过作品的语言直接判别是非，褒善贬恶，诉诸人们的理智的， 因而它的基本要求是“理备”，重在道理讲得充分而详备。而“本乎比兴”的诗文，则 不能直接论证事理，指陈得失，而是要“导扬讽谕”，通过运用比兴等艺术方法描绘生 活形象，诉诸人们的感情，来启发诱导人们善善恶恶，因而它的耍求则重在“意美”， 重在通过艺术形象表现高尚优美的思想情操。文学作品是以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、作用 于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。对文学作品这一决定性的特征，柳宗元虽然还 没有，也不可能给予如此科学与明确的表述，但上述的意见表明，他实际上已认识到了 这一问题。柳宗元曾说他自己“亦颇以文墨自慰，漱涤万物，牢笼百态，而无所避之” (卷二四《愚溪诗序、、，这就是说，在他的笔下，力求如水之漱涤洗制，冲刷掉各种物 体与世态人情上浮面的东西，从而突出地描绘出事物的本色来。可见他在创作实践中， 也是十分重视作品的形象性的。今存的《唐柳先生集、〉中，其文学散文的量与质都较为 突出，这不能说和他对文学作品特征的认识没有关系。
柳宗元论“文”，一方面在作为艺术表现方法的意义下倡言比兴，重在强调文学作 品要描绘艺术形象的特点，并依此把它和“辞令褒贬”、“本乎著述”的政冶、哲学、史学等论著区别开来；同时，又指出比兴之作也要具有“导扬讽谕”的作用，并没有忽 视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的要求，从而避免和克服了前人在探索文学作品的特征时所造 成的形式主义的不良倾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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